《大学》里的这段话，影响了上千年中国知识阶层的思路，也是费正清多次引用、说明传统中国学问缺少逻辑的例子：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设想一下，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环境里，一个宿儒向你抑扬顿挫地宣讲这样一番话，那是有着何等的震撼力！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个文字游戏。每一个链条之间都没有逻辑的连接，仅仅是无法证明的空洞的预设。“为什么治国要先齐家？某个人去格一绰竹子就天下太平了么？“如果你真的这样问了，等待你的多半是一顿板子；如果你”执迷不悟“，结局多半是孺子不可教也，扫地出门。不是说你真的会被赶出教堂，而是你会被终身流放到体制之外。

到了明朝的一天，一个叫戴震的小孩子问了老师，一两千年后的朱熹是怎么知道某句话是孔子说的呢？后来戴震成了名人，这件事也成了佳话。这件事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奇和提问是儿童的天性。如果不受到体制性的压抑，多数小孩都问得出这种问题。在同一个时代，有多少个小孩有戴震这种读书机会呢？读书的小孩有多少个被一通板子打回去了呢？剩下的小孩有几个在科场和官场中存活下来了呢？戴震当然是个聪明人，但是在“戴震难师”的故事中，最不寻常的一点不是他的聪明——天下聪明人多着呐——最不寻常的一点是他比多数人幸运。

能够对现有信息提出理性的质疑是知识进步的必要途径，是现代科学的必要途径。我们能把知识的进步寄望于几个幸存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