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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考斯比们的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是部分关于“产权”的。这场战争涉及的产权不像考斯比们的那么看得见摸的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无辜的鸡只丧命。然而围绕着这个“产权”的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就像自己的农场是不可侵犯的观点对考斯比们一样的显而易见。我们就是考斯比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知识产权”拥有者们今天过于强权的要求当作理所当然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像考斯比们一样，把这些要求当作显而易见。所以我们，像考斯比们一样，当新技术干预了这个“产权”的时候会反对。这对我们就像当初对他们一样清楚，互联网的新技术在“侵犯”对“产权”的合法要求。这对我们就像当初对他们一样清楚，法律应该介入来阻止这种“侵犯”。

因此，当技客和技术主义者保卫他们的阿姆斯特朗式或莱特兄弟式的技术时，我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予以同情。这没有违反常理。不像倒霉的考斯比们，常理在这场战争里站在了产权拥有者一边。不像幸运的莱特兄弟，互联网没有带动起一场支持者的革命。

我的希望是把这个常理推进来。这个知识产权的观念的力量，和更重要的、它阻止决策者和民众批判思维的力量，越来越使我惊奇。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文化”是“私有”的。而且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对文化使用的集权控制被不加置疑的接受。

问题在于，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绝对产权的价值和重要性居于观念和文化之上的真理吗？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拒绝这等绝对要求的传统错了吗？

还是因为绝对产权居于观念和文化之上的观念有利于对我们时代的RCA们，而且符合我们自己不加反思的直觉？

这个从我们自由文化传统的急剧转变是美国纠正以往过失的例子吗？就像我们在血腥的内战后对奴隶制所做的、和我们现在缓慢的纠正岐视？还是这个从我们自由文化传统的急剧转变成为了又一个政治系统被少数强权利益集团所驾驭的例子？

常理在这个问题上走入极端是因为常理确实相信这些极端呢？还是常理在这些极端面前保持沉默，因为如同阿姆斯特朗对RCA一案，更强大的一方确保了它有更强大的舆论？

我不想故弄玄虚。我的心志已决。我相信常理对抗考斯比们的极端主义是正确的。我相信常理来对抗今天以“知识产权”为名的极端要求也将是 正确的。今天的法律所要求的，越来越像警长以非法侵入而逮捕飞 机一样的愚蠢。但是这场蠢剧的后果会至关深远。

刚刚爆发的这场斗争集中在两个概念上：“盗版”和“产权”。本书下两个部分的目的就是去探究这两个概念。

我不使用那种常见的学究气的手法。我不想把您跩入一场复杂的、引证着过气的法国理论家的争论——不管那对我们这些变成了怪物的学究们多么顺手。相反，我在每一部分都用一些故事来开头，这样在铺好的语境里，那些显然简单的概念可以讲得更透彻。

这两个部分支撑起本书的核心主张：虽然互联网的确产生了一些美好的新东西，但是我们的政府，在大媒体的驱使下来回应这些“新东西”，正在破坏一些很古老的东西。不来理解互联网可能容许的变化，不来花时间让“常理”决定最好的回应办法，我们却在允许那些最受到变化的威胁的人来使用他们的权势改变法律——而且更重要的，使用他们的权势改变一些关系我等本色的根本东西。

我相信，我们允许它不是因为它是对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多数人真的认同这种改变。我们允许它是因为在我们灰色得让人灰心的立法过程中，这些最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权势熏天。这本书讲述的是这种形式的腐败的又一后果——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曾正视的后果。

原译：Yining，校对：bxy。修订：hab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