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质量和尴尬的出版界(一)
在新语丝看到了李继宏先生和施康强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文章。我在此就翻译和出版本身发表一点看法,并非特地针对施、李两位的观点。
毋庸多言,出版相当数量的高品质图书是社会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中国大陆的图书出版现在是泥沙俱下,许多翻译作品尤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有着市场渠道和学术文化体系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我预计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出版市场本身不会形成支持高品质图书的机制。而且由于学术标准的严重滑坡,公共资助的出版项目也缺少质量控制的机制。我相信许多人衷心的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在此不揣简陋,作一些探讨来抛砖引玉。
一、市场之为王
李文中对于目前图书发行的的数字应该是真实的。发行商吃掉利润的最大部分;出版社的经营状况不定;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讲,除非是满足两个条件(一)拿得到合理提成的版税(二)畅销五万册以上,否则收入不会超出李文中的数目。
那么,出版业出售的是文化还是商品还是什么文化商品?李和施好像是代表了两类人的观点。施说:我们这个圈子的翻译家一天出产一千五百字。李说:我就是比你打字快!
笑话归笑话,翻译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这在技术类书籍中更明显一些。市面上太多的计算机书籍翻译得惨不忍睹。要做好这类翻译,译者既需要懂技术、又要精通外语。但这类人可以轻易在美国作一个年薪六七万的程序员啊——哪一家出版商出得了这个水平上的薪水呢?就像施先生说的,外语高手有多个其他的比译书报酬高的选择。目前出版界的整体价位养不起一流人才。
撇开技术内容不谈,很多人不容易理解或无从评价外语的修养。其实除了个别的特例,一个人的外语只有在该语言的母语国家生活几年以上才可能达到足够的水平。因为语言中有太多生活和文化的内涵。许多人雾里看花又不求实证,谬误百出。我们在新语丝也看多了这种笑话。[1]
创作和翻译中的再创作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投入的。杜甫老人家这等大才,还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尽管如今写博客的人们大概很不屑于此了。
记得舟子也说过李“的英语在国内的人文学者中算不错的了”。我没有亲自看过,不作评论。我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除了技术类的专业水平以外,在中外两种语言上都要有相当的素养。这类人才的成本是显然的,显然远在目前的稿酬水平之上的。所以出版商常常是滥竽充数,反正读者一般不会去对照原著的。技术类的书籍译坏了误人子弟?反正我们的教育系统误的还多了。文学类的也没有几个人会跟你较真儿的。
那么就市场来说,高质量的译著有没有竞争优势呢?换而言之,市场竞争会不会促进高质量译著的出现呢?
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据说是优胜劣汰的。那么优质的图书应该在市场中胜出。事实——远远复杂的多。
首先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离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按照世贸要求开放之前,所有的出版社还都是政府挂靠单位,由新闻出版署卡着书号的咽喉。在一个政治敏感的特殊行业待久了,多数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离国际水平有相当的差距。要在这个市场里进化出优秀的人才,万里长征才开始了第一步。几家国际大出版社现在虎视眈眈;日后格局很难分晓。但是文化市场有很大的特殊性,恐怕中国的游戏还要按中国规则来玩。
其次图书之间的竞争与普通产品不同,不是简单的比质量比价格。如果一家出版社翻译了一本书,即使翻的很烂,很少会有人去重做同一本书。甚至同一题材的图书也尽量避免撞车。所以普通商品式的竞争是很弱的;可以竞争的是不同出版社的品牌。品牌不仅需要长期扎实的建设,而且需要社会性的文化基础来支持。即使有人去走这条苦路子,还要检验两个条件:(一)市场是否响应;(二)人才有无供应。
中国的大众出版市场没有成熟到自动选择质量的地步。几十年来的失败的教育体系严重影响了普通读者的思考阅读习惯。而在媒体上把持话语权的很多是同一体系出来的失败产品。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依赖炒作的市场,一个余秋雨之类的赝品可以横行的市场。时代风气如此,也不是几年间变化的了的。总之,文艺类和自我提高类的畅销书对质量不敏感。
教育类图书肥水横流,但因为流入特定的口袋,和质量也没多少关系。
所以需要高质量的、市场能对图书质量产生响应的基本是技术和学术相关的非常细化的、销量有限的小区域。
在这些区域里,图书的质量能否提供足够的市场动力呢?图书的价格空间有限,短期内不可能与国际接轨。如果质量能促进利润,只有通过销量;而这个细化的市场里,销量有很低的上限。这样,这些图书不足以给利润分配中居于末位的作/译者提供像样子的经济动力。
人才也是一个瓶颈。我们已经看到目前的出版业在经济回报上很难支持一流的译者和作者。而编辑队伍同样有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一个学术论文都难以控制质量的社会,有多少人才和机制来控制普通出版物的质量呢?
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社会中需要学术界来传递知识和规则,需要众多的知识人士来沟通不同的社会群体;读者需要一个能从容读书的环境,需要独立自由的信息来选择。似乎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断开了?
所以我说中国出版市场在十年内不会形成支持高品质图书的机制。
施先生觉得质量很重要。我也认为质量很重要。然而当市场不能提供动力的时候,质量就无法进入正常的商业渠道。这只有在国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达到了一定层次后才有可能。
[1]再插一个笑话吧:昨天在PBS(美国公共电视台)看到一个喜剧短片,“我的名字是吴明”。话说一个中国小伙儿,转了一下地球仪,要把自己的前途赌在爱尔兰(其实是个不错的注,爱尔兰近年来经济大好);在图书馆找来资料,苦学了一通爱尔兰语。等到一路杀到都柏林后,才发现那里的人们都只说英语!
小李: 也来谈谈翻译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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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谈翻译速度和质量
小李
刚刚拜读了李继宏反驳施康强关于翻译的文章,也来发发议论。
两位先生讨论的是翻译质量、翻译速度和报酬之间的关系。施认为:译者如
果想要做到像当年傅雷那样“精益求精”,就只能一天翻译1500-3000字左右,
而以这种速度翻译,拿今天的译酬,一个专业文学翻译者是无法养活自己的。因
此,间接的结论是:1)如果想要靠翻译养活自己,就只有粗制滥造;2)因此现
在很少有好的专业文学译者;3)也很少有好的译作。
李继宏则认为,现在“速度快”的专业译者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不但可以养
活自己,还可以活得很滋润(例如,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还滋润
得多)。
问题在于施谈的是译著的“质量”,而李通篇讲的是“速度”问题。按照李
的观点,译者只要速度足够快(例如像他自己那样快,而且除了吃喝拉撒,其他
一概不管,甚至长年累月不用读书看报),就足以像他那样活得滋润,且步步高
升(一个2003年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居然做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专职翻译,
不可谓升得不快不高,实在可令其他早生多年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汗颜!)。
李何以有如此之快的速度呢?原来诀窍全在“敲键盘”的工夫上,傅雷当年
速度慢,就是因为只会爬格子,不会敲键盘(估计施康强们也差不多),且“每
天花三四小时自己用些功夫”,不像人家李继宏“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如果
会敲键盘,而且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本科,一定早已文武双全,成竹在胸,
再加刚出校门,后生可畏,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天24小时敲键盘
也不再话下。
按照李继宏的观点,“理想的笔译,应该像口译中的同声传译一样,看到原
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翻译速度就等同于译者的文字录入
速度。换言之,如果一个理想译者的文字电脑录入速度为每分钟140字,那么他
的翻译速度也应该这么快。”李的这一番话,恐怕露出了破绽,让人怀疑他是否
真枪实弹自己搞过翻译。首先,“同声传译者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吗?
一个哲学家在专业会议上宣读一篇高深的英语论文,同声传译能够仅凭当场“看”
就立刻将其转化成中文吗?事实上,一个有经验的、负责任的和好(理想的?)
的同声传译译者为了准备每次专业会议翻译,必须事先拿到发言稿,且至少准备
一个星期(例如事先查找资料,拟出译稿),才能保证质量。
其次,“原文”本身文字质量也有天壤之别,如果像李继宏这么“理想的译
者”看见一篇文字粗糙的“原文”就能立刻转化为中文,那么看见一篇文字精美
且处处暗藏玄机的文章是否也能“立刻”转化为中文?这里我们撇开外文不说,
一个普通的读者(例如一位社会学本科毕业生)读一本琼瑶和一本厚薄相当的钱
钟书的学术专著是否花同样的时间?
再来谈谈质量问题。本人还没有阅读过李继宏的任何译著,但是至少知道那
都不过出自些畅销作品,何以能同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之作相提并论?就是这样
的作品,恐怕李继宏也并没有照顾到质量问题,因为记得那个什么《维纳斯的诞
生》开篇就被方舟子等人找出了不少破绽,李先生似乎还因此欠下慈善事业1000
多元。
无论如何,自己每天工作15小时也好,或者像现在某些“名家”常做的那样,
译一本书请15个本科生代劳也好,质量,而非速度,才应该是译著出版追求的目
标;而“欲速则不达”,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
(XYS200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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